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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當年那場高?!叭宋娘L暴”的領(lǐng)頭羊

              很多人認為,楊叔子是為華中科技大學注入靈魂的人。

            他1993年1月?lián)稳A中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前身)校長后,作為一位機械工程專家,在這所以工科立命的高校大力推行“人文教育”,被很多人視為“不務正業(yè)”。但現(xiàn)在回頭去看,這恰恰是該校變身的關(guān)鍵一步。

            華中科技大學文化素質(zhì)教育基地副主任余東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華中理工大學已在朱九思和黃樹槐兩位老校長帶領(lǐng)下完成了從工科院校向綜合性大學的轉(zhuǎn)變,而楊叔子添加的這一筆人文色彩,使這所以工科聞名的大學發(fā)展為全國一流學府。

            而這所身處內(nèi)地的工科院校作為領(lǐng)頭羊,在9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高校刮起的一場“人文風暴”,也成為高校發(fā)展史上一道難以復制的獨特風景。

            在楊叔子看來,對一所高水平大學來說,沒有理科,就沒有應用學科的明天;而沒有文科,就沒有理科、應用學科的后天。他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現(xiàn)代科學技術(shù),就是落后,就是無知,就要挨打;而一旦沒有自己的人文文化,就是糊涂,就是自甘落后。無知落后固然可怕,而自甘落后更為可怕。

            2022年11月4日,89歲的楊叔子在武漢去世。學生們?yōu)樗e行了一場網(wǎng)上追思會,4個小時時間里,全球各地有超過5萬人在這里為他送行。

            “越界”

            楊叔子的一生有兩次“越界”。

            改革開放之初,朱九思治下的華中工學院(1988年更名為華中理工大學)作為全國第一所支持自費留學的高校,大規(guī)模向國外派出留學生。在此期間,楊叔子獲得了公費留學的機會,于1981年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訪學兩年。這段研究經(jīng)歷拓寬了他的視野,他1983年回國后將控制論、信息技術(shù)等新興技術(shù)與機械學科結(jié)合起來,開辟了關(guān)于智能制造的教學和研究領(lǐng)域。

            這是他的第一次“越界”。最初學校有人對此有看法,認為這不是在搞機械專業(yè),后來機械學院逐漸形成的主要學科方向證明了他的眼光。他也憑借這些成就,1992年初成為了華中理工大學歷史上第一位中科院學部委員(1992年改稱院士)。

            1993年初,黃樹槐任期屆滿,楊叔子被任命為新任校長。他是從機械系教研室主任直接升任校長的,連系主任都沒做過。

            他出任校長后,主要精力不再放在自己的專業(yè)上,而是放在了教育尤其是人文素質(zhì)教育上。這是他的第二次“越界”。

            很多人不理解,認為人文知識對理工學習幫助不大,把錢花在這上面還不如多買幾臺實驗設備,但他認為,專業(yè)很重要,人文教育比專業(yè)更重要。

            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他從武漢大學機械系進入新成立的華中工學院機械系,那時機械系有三個專業(yè)教研室:機械制造工藝、金屬切削原理與刀具、金屬切削機床。他認為,這本質(zhì)上就是職業(yè)教育,這種模式導致學生專業(yè)口徑和知識視野狹窄,長期存在著“重理工,輕人文;重專業(yè),輕基礎(chǔ);重書本,輕實踐”的傾向,其實質(zhì)就是“重功利,輕素質(zhì)”。

            他就任校長時正是學校財政最困難的時期,他還是力主撥出三筆款項,除了改善幼兒園危房“以孩子留人”外,還分別拿出20萬元支持理科和文科發(fā)展。

            時任校黨委副書記梅世炎說,楊叔子和老校長朱九思最明顯的共同之處就是重視學科建設,他確定了“強基(加強基礎(chǔ))、扶優(yōu)(拿優(yōu)勢學科競爭)、支新(支持新生學科)、重交(重視交叉學科)”的辦學原則。學校據(jù)此在1994年1月建設“學科群”,組建了一批學院。其中,人文社科專業(yè)合并成立了文學院。楊叔子說,文學院不是“文學的”院,而是“文的”學院。

            時任常務副校長鐘偉芳認為,楊叔子對朱九思的辦學理念有很多繼承和創(chuàng)新。得益于他的科研成就和人文功底,他在學科建設和師資隊伍建設上總能發(fā)表一些創(chuàng)造性意見,又善于放手發(fā)揮團隊的力量。

            余東升說,楊叔子力推大學文化素質(zhì)教育,用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周遠清的話來說,就是不僅“切中時弊,順應潮流”,而且“涉及根本”。

            人文講座

            1994年3月3日,在沒有請示楊叔子的情況下,文學院院長劉獻君和院黨總支書記李振文等人經(jīng)過反復商議,舉辦了第一場“人文講座”。

            第一講在擁有260個座位的西五樓117階梯教室舉行,由政教系教授何抗生主講《當代世界經(jīng)濟與中國》,教室里座無虛席。

            第四講是建筑學院教授張良皋講的《建筑大師曹雪芹和<紅樓夢>》,人氣尤其旺盛。張良皋文理兼通,既是建筑學家也是紅學家,后來還講了幾場《紅樓夢》欣賞,場場爆滿。他開玩笑說:“我不怕楊叔子校長批評我不務正業(yè),他自己說的,‘要辦成一流的理工,一定要辦一流的文科’。況且他自己搞機械,也照樣吟詩誦詞?!?/p>

            楊叔子忙于新學期校務,直到這時才聽說文學院搞了人文講座,反響很好。第五講時,他和朱九思都去了現(xiàn)場。置身其中感受到熱烈氣氛之后,他在校務會上提出撥專款支持人文講座,得到贊同。

            人文講座每周至少推出一期,內(nèi)容包括文、史、哲、政治、經(jīng)濟、藝術(shù)等,平均每場聽講人數(shù)在300人左右。一些外校生也趕來聽講座,學生們回到宿舍后還在“臥談會”上繼續(xù)辯論。聽講座在校內(nèi)形成了時尚,游離之外的學生仿佛成了落伍者。

            李振文說,人文講座的層次相當高,名人效應鮮明。主持者千方百計四處邀請一流專家學者來開講座,對來校或來湖北出差的更不會放過。這些人通常一個電話就會答應下來,沒有人提出收“出場費”。

            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章開沅來校主講《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談到“一個民族是保存著還是拋棄了自己的歷史,是它將要強盛還是衰落的標志”,讓楊叔子一直印象深刻。講座結(jié)束后章開沅說,沒想到華工這樣的工科院校能辦人文講座,華工的道路是培養(yǎng)通才的道路。

            到第129期時,楊叔子自己也走上講壇,題目是《人才·教育·底蘊——從“君子不器”談起》。教室擠得水泄不通,有400多人到場,一些學生在講臺周圍席地而坐,過道和教室外都擠滿了聽眾,他幾乎是被圍在學生中間講的。第二天他又講了一次,還是來了近300人。

            1995年6月10日,楊振寧和香港著名企業(yè)家劉永齡受聘為華中理工大學名譽教授,在露天電影場發(fā)表演講。電影場人山人海,擠滿了兩萬多人。

            楊振寧的講演題目是《我的治學經(jīng)歷和體會》。他談到,自己在西南聯(lián)大時,學到了演繹法;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時,又學到了歸納法,這兩種方法都對他影響至深。他說,自己深信中國一定會出諾獎得主,不是一個,而是一批。

            演講結(jié)束后,楊振寧很驚訝地說,沒想到聽講人數(shù)如此之多,情緒如此之高,會場秩序如此之好,場面如此之熱烈,是他一生所罕見的。

            “人文風暴”

            楊叔子曾說,之前北京一些高校也嘗試過推行人文教育,但未能如愿以償,不是沒有去做,而是時機未到。1994年,華中理工大學碰上了好時機,因此能“牽一發(fā)而動全身”。

            在開展人文教育之初他也有過顧慮,因為那時“人文”這個字眼經(jīng)常與“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聯(lián)系在一起。直到1993年10月江澤民訪美期間在哈佛大學演講后,“人文”一詞才不再是禁忌。

            1994年春,楊叔子到廣州參加華南理工大學申報“211工程”預審會,向國家教委高教司司長周遠清匯報了加強人文教育的思路,沒想到周遠清非常支持:“教委剛抓了英語素質(zhì)教育、計算機素質(zhì)教育,下面要抓一下人文素質(zhì)教育。沒有問題,你們放手去抓。”

            楊叔子性情平和,但遇到人文教育方面的問題都一抓到底,十分“固執(zhí)”。1996年,學校投入100萬元經(jīng)費,在校圖書館內(nèi)設立了占地200平方米的文化素質(zhì)教育基地。學校將文化素質(zhì)教育納入課程體系,機械學院試點文化素質(zhì)教育課,詩社創(chuàng)辦了中華詩詞創(chuàng)作班,京劇社創(chuàng)辦了京劇課程,讀書會、文化節(jié)、科技節(jié)、文體社團活動相繼開展。

            李振文說,人文素質(zhì)教育在華工順利推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領(lǐng)導班子的配合。校黨委書記李德煥是楊叔子的老同學,兩人配合默契。朱玉泉接任校黨委書記后,對抓文化素質(zhì)教育同樣“有求必應”,而且特別注意維護楊叔子的威信,對于一些疏忽之處總能及時彌補。

            國家教委也有計劃、有組織地推動大學生文化素質(zhì)教育工作。一場聲勢浩大的“人文風暴”由華中理工大學發(fā)端,席卷全國高校。華中理工大學作為“領(lǐng)頭羊”頻繁登上媒體版面,《光明日報》寫道:以華中理工大學為代表的一批高校在探索加強大學生的人文素質(zhì)教育方面,已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復合型人才之路。

            1995年9月,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zhì)教育試點工作第一次會議在華中理工大學召開。52所高校參加了試點,華中理工大學被推舉為試點院校協(xié)作組組長單位,清華、北大為副組長單位,楊叔子出任協(xié)作組組長。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中文系主任徐葆耕來參加這次會議,開始推卻了講座邀請,但因聽眾太多臨時被緊急動員來“救場”,做了一場題為《未來的大師產(chǎn)生于文理會通》的演講。演講引發(fā)了熱烈反響,幾乎每個停頓處都贏得了掌聲。他后來稱,30多年教師生涯第一次遇到如此激情的聽眾,當晚幾乎輾轉(zhuǎn)不眠。

            回到清華后,徐葆耕開始倡導人文講座。校園里掛起了“人文日新”的宣傳橫幅,組委會在全校公開招聘講座主持人,開始只有6人應聘,一個月后只剩下3人。組織者們回憶,他們面臨的起點雖然不高,但他們決心走下去,因為他們自豪地意識到是在做一件跨世紀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重振清華人文精神。

            1996年,第二次試點會議在湖南大學召開。華中理工大學帶去了剛出版的《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這本書所收錄了1995年各高校人文講座的精華。

            楊叔子在湖南大學做了一場演講。他說,我國的高等教育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轉(zhuǎn)變,我們要積極推動這些轉(zhuǎn)變。他提到季羨林在北大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zhì)教育報告會上的一個發(fā)言。季羨林說,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集中起來就是兩點,一叫做愛國主義,二叫做有骨氣。楊叔子認為,這個詮釋很精彩。

            全國大學生文化素質(zhì)教育進行了三年試點之后,轉(zhuǎn)向推廣普及。

            楊叔子認為,文化素質(zhì)教育之所以能順利推行,除了各方面的努力和教育部的支持,還要感謝清華和北大。清華北大不僅支持華工,還積極主動做了很多華工做不了的工作,事情就好辦了。

            “每個民族的最高憑證是它的詩歌”

            楊叔子上任之初,華中理工大學曾被批評“自我感覺良好”:發(fā)展很快,在數(shù)量上拿金牌,但在質(zhì)量上拿銅牌。但這種情況很快起了變化。

            1994年,華中理工大學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總經(jīng)費中名列全國高校第6位。1995年的首次全國高校研究生院評估,華中理工大學名列第9。這也打破了過去社會上“沒有朱九思,華工就會走下坡路”的論斷。

            1997年,楊叔子卸任校長,擔任校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繼續(xù)致力于學生的文化素質(zhì)教育。

            2003年起,教育部組織開展全國普通高校本科教學評估。楊叔子參與了其中11所高校的評估,每次都擔任專家組組長。他在評估中發(fā)現(xiàn)一個共性問題,那就是教師上課過度依賴PPT,師生缺少互動。他覺得教學提升空間還有很大,很多老師還沒有相稱的知識結(jié)構(gòu)和思維寬度。

            他認為,文化至少有五個內(nèi)涵:知識、思維、方法、原則、精神。有知識而沒有文化,知識不過是一堆符號的堆積而已。思維是文化的關(guān)鍵,方法是根本。教師要解惑,啟迪思維。有惑就是有疑,有疑必質(zhì),它的深入就是批判。

            2011年,他在參加第二屆全國高校數(shù)學文化課程建設研討會時致辭,稱中國高等教育界長期存在的重理工、輕人文的現(xiàn)象仍然嚴重,不是文理交融,而是文理脫節(jié),希望更多的老師關(guān)心文化素質(zhì)課程建設。

            只要天氣好,他每天都會在華中科技大學校園里散步,時常留心人文講座資訊。迄今,人文講座在學校已舉辦了2400多期,聽講者已達六七十萬人次。

            他熱愛中國傳統(tǒng)文化,無論是《論語》還是《老子》都能倒背如流。他每天中午都會花一刻鐘閱讀經(jīng)典,每周復習兩三次。

            從1998年開始,他要求自己的理工科博士生必須會背《老子》,1999年開始要求加背《論語》前7篇,否則不能參加論文答辯。他說,這其實是在補中學甚至小學的課。他認為《老子》中最重要的是世界整體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論語》中最重要的是社會和諧觀。

            賦詩填詞是他最大的業(yè)余愛好,留校、入黨、結(jié)婚、送別、旅行、閱讀,這些重要時刻都被他記錄在詩歌里。擔任校長后,他在校內(nèi)創(chuàng)立了詩社。在學校推行文化素質(zhì)教育十周年時,他寫了一首《浪淘沙》以示紀念:“喜事正盈園,沃土良田,何須擊鼓又鳴鞭!入夜無聲凝十載,佐證千篇。種播瑜湖邊,德茂才翩,莘莘學子滿堂賢。際會風云來日是,大樹參天?!?/p>

            2014年6月11日,他正在北京參加院士大會,突發(fā)腦卒中住院。在安裝心臟起搏器后,他把作詩填詞作為康復鍛煉的一部分,幾乎每隔十幾天就有詩歌新作。

            從1946年寫第一首詩開始,他一共留存下600余首詩詞。他最愛引用的是惠特曼的一句名言:“每一個民族的最高憑證,就是它產(chǎn)生的詩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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